从应急管理法制到应急管理法治体系，是应急管理理念、体制、机制的一次全面升华，彰显了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高度警醒和理论自觉。
[17]应松年、张航：《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正当性与编纂逻辑》，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36页。基于法治政府建设内容之广泛性，法治政府建设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之下的行政基本法典，通常选择将全部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实体法、行政行为程序法、行政监督和救济法律规范纳入基本法典中进行法典编纂，是对一般行政法律规范的完全法典化。
其三，客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还是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以确立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体系为中心内容的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定位。二是法典编纂进程容易受到阻滞。马怀德：《中国行政法典的时代需求与制度供给》，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4期，第849页。但是，总体来看，目前提出的基本法典框架设想中，数字行政法律规范的内容相对比较薄弱。其二是数字政府背景下，不同行政机关之间形成行为意义上的线上整体政府，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线下的静态组织机构的设置的重要性被弱化。
内容全面是针对完成后的法典而言所具备的优势，但这一优势于编纂过程而言则为劣势，只要法典中的某个部分的立法成熟度不充分，就会影响整部法典的编纂进程。只有依靠系统完善的行政程序和实体规则，才能确保行政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确保行政程序公开透明和行政实体决定公平公正。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盐野宏的担心基本上被解消了。
[34]其时，行政机关是否已经事先设定或公布某种行政规则或裁量基准，这些行政规则或裁量基准是否已经形成行政惯例，是否已经产生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无疑也是有意义的指标。消极理由是，私人通过基本权利的规范外效果所获得的保护，与通过法律（行政作用所依据的法律）所获得的保护相比，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保护。[26][日]沢井裕「損害賠償責任の構造（中）」法律時報53巻9号122頁。如果企业的产品致害而让国家即全体纳税人埋单，则难免过度的权利保护之嫌。
不履行该义务构成违法，私人（不限于行政相对人）的重要法益因此而受他人或自然力侵害的，有权请求国家赔偿。[40]朱新力、骆梅英：《论裁量基准的制约因素及建构路径》，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4期，第22页。
而如前所述，第二判决毋宁是强调了行政责任的补充性与裁量收缩要件的严格性，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这当然与司法体制有关。同时，如果公安机关虽然已经派员出警，但由于交通拥堵等客观原因而未能及时到场，或者虽然及时到场但行窃人侥幸逃脱，那么是否发生国家赔偿责任也可以讨论。[51]这一规定虽然是针对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的情况作出的，却揭示了三个对于效果裁量国家赔偿责任问题而言有一般意义的逻辑：第一，行政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事实过程中的作为客观认知的前因后果关系，而是行政机关合法地行使裁量权则会避免损害结果发生这样一种认识与评价的要素交错在一起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第二判决的法官曾经是讼务检事——在法务省担任国家（行政诉讼被告）的诉讼代理人，这可能影响到行政裁判的中立性（所谓判检交流之弊）。（二）规范内的基本权利与效果裁量对裁量收缩理论的批判还来自于另外一个方向，认为它仅能提供过少的权利保护。[7]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2002年3月19日审结，【法宝引证码】 CLI.C.67046。[41]关于判断过程审查方式，参见王天华：《行政裁量与判断过程审查方式》，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
据本案一审法院法官的解说，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出现过两种意见。（3）法律对第三人的特定利益没有加以规定，且足以发生基本权利规范外效果的重大利益侵害在行政机关适用法律之际以非典型（typisch）形态发生的，可以且应当对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认定行政机关具有在个案中对有无重大利益侵害加以判断，并对其加以防护的权能和责任。
也就是说，可以规定的意旨在于A情况下可以作出B行为，但C情况下必须作出B行为。[9]《河南省公路管理条例》第53条第2款规定：不按规定缴纳或逃缴、拒缴公路养路费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扣车辆，待其接受处理后，立即放行车辆。
[16]参见前引，山本隆司书，第355页。如，日本《食品卫生法》明确将保护国民健康列为立法目的，且明确规定禁止销售或以销售为目的提炼、制造、进口、加工、使用、调和、贮存或陈列那些包含或附着以及有可能包含或附着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或添加物。这种裁量基准与事先设定的——前述之与行政自我拘束相关的——裁量基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都是法律意图的具体化，但事先设定的裁量基准在尚须考虑个案情况（所谓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这个意义上其对法律意图的具体化尚未完结（并非最终的具体化）。从这两条规定来看，防洪法是否是将各个人民（包括企业）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作为个别利益加以保护，而不止于将之吸收于一般利益，尚需讨论。[33]陈宁诉庄河市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案二审判决，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11月7日审结，【法宝引证码】 CLI.C.67042。在此，我们须留意到传统行政裁量理论与裁量收缩理论所立足的行政裁量理论之间的一个原则性区别：前者认为裁量与义务是对立概念，而后者不这样认为。
[14]可能有人认为权利保护多多益善，没有过度之虞。食品生产者违反这一规定的，主管行政机关（厚生劳动大臣）可以禁止其作为食品销售。
（5）（预算、人员等）行政资源的有限性。如,我国有判决认为,车祸后驾驶员因车门严重变形而被困车内,警方经过种种尝试最后采用气焊切割方式将其救出的,不必对毁车行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问题的核心是：是否以及何时开闸泄洪由行政机关裁量，是否意味着原告并无权利请求开闸泄洪？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将目光投向防洪法。关于此点，正浩印刷有限公司诉安溪县人民政府、安溪县水利局不履行开闸泄洪管理职责并要求行政赔偿案也是一个适例。
裁量收缩要件的有用性主要体现在，如果我们将裁量收缩的要件套用到这两个案例，重新组织论证，那么可以明显地加强判决的妥当性和说服力，或者容易地发现其法律论证上的问题。史艳丽：《行政裁量缩减论》，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2期。[44]参见王天华：《从裁量二元论到裁量一元论》，载《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500元（死亡生猪的价款）。
[46]参见前引[12]，山本隆司书，第246页以下。就此而言，其所设定的情境是，私人的基本权利为其他私人侵害时，国家对受害人承担规制加害行为、提供实效性权利救济的义务。
[54]日本的一系列判例对三面关系采用的是所谓国家赔偿责任的补充性理论。（3）风险评估的相对性。
[5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2次会议通过，2001年7月22日起施行。（3）黑油事件发生后，农业主管部门（农林水产省）的工作人员曾经担心过食用油的安全性，但没有进一步深入调查，也没有向食品卫生主管机关（厚生省）通报。
如果侵扰或危险的程度非常高，则有可能将不介入决定视为裁量瑕疵。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本文认为既要考虑到法律授予行政权限的意图，甚至上溯到国家观（如，是采用自由法治国观念还是采用社会法治国观念会影响到法律的解释），也要考虑到损害发生过程中各方的行态乃至个别人员的主观状态。[24]参见[日]石橋一晃「薬害と国の責任」全国公害弁護団連絡会議編『公害と国の責任』214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如何调控水闸桥进行泄洪，属于控洪过程中的合理性问题，……不能因为发生了不可抗力水灾就推定两被告存在怠于履行防汛抗洪的行为。
也就是说，在本案中，裁量收缩的要件尚须将下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考虑进来，发生裁量收缩殊非易事。在暂扣车辆案中，原告借用他人的３台农用小四轮拖拉机，拖带两轮拖斗运送31头生猪。
结语本文对裁量收缩理论的构造与边界进行了考察。[58]前引[53]，沈岿文，第95页。
[4]参见章剑生：《行政诉讼履行法定职责判决论——基于〈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3项规定之展开》，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第146页。[27]尽管这两个判决都采用了裁量收缩理论，但是其在法律解释和事实的认定与评价两个方面都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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